“四種形態”，一個都不能少

 “四種形態”提出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極少數，這是不是意味着反腐敗高壓態勢減弱？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爲大多數，是不是對違紀幹部重罪輕罰、高舉輕放？抓早抓小，是不是代表紀檢監察工作輕鬆了？實際上，這些都是對“四種形態”的誤讀，“四種形態”着眼於懲前毖後、治病救人，四個方面有機統一，相互關聯，實踐中必須全面把握，才能夠達到良好效果。

“抓小”意味“放大”？

“抓小”不能“放大”，反腐高壓不減

【案例】

2015年2月，廣東某市紀委收到羣衆舉報市監察局副局長李榮（化名）公款喫喝、收受禮品等頂風違紀問題。在市紀委函詢覈實問題時，李與相關人員均予以否認。該事件被網絡曝光後，李與相關人員再次串供，應對組織審查。同年8月，廣東省紀委查實李榮違規接受公務宴請、收受禮金禮品問題，並在組織函詢期間未如實向組織報告，串供隱瞞事實真相，情節嚴重。最終，省紀委決定對李榮予以立案檢查，對其採取撤銷黨內職務、行政撤職等處分。

對幹部問題“抓小”，並不意味着“放大”。對重處分佔“少數”、立案審查佔“極極少數”的強調，並不意味着紀委不查大案，也不意味着將對幹部出現的嚴重問題高舉輕放。從上述案件可以看出，如果運用函詢沒有達到良好效果，並存在嚴重違紀問題時，紀檢監察機關將毫不手軟使用更加嚴厲的紀律戒尺。

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指出，“力度不減、節奏不變，持續保持遏制腐敗的高壓態勢。”實際上，“四種形態”的實施，是關口前移，尤其是第一種形態，要讓咬耳扯袖、紅臉出汗成爲常態，將幹部出現的苗頭性、傾向性問題遏制在萌芽狀態，在法律“紅線”之上設置多道防線，旨在攔截黨員幹部從違紀走向違法，避免“好同志”淪爲“階下囚”，並不是數量和力度上放緩反腐節奏。

以廣東爲例，數據表明，黨的十八大以來，受理與審結的案件數均連年攀升。2014年受理的案件數增長了82.2％，其中審理廳級幹部人數比2013年增長165％；2015年受理案件數比2014年增長了162％，其中審結廳級幹部人數比2014年增長167％。

 “實踐監督執紀‘四種形態’，不是把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，而是以前不管的現在管了，以前放鬆的現在收緊了。”廣東省紀委副書記王衍詩說。

4月16日，河北省委常委、政法委書記張越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；4月18日，廣東省政府原黨組成員、副省長劉志庚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；4月21日，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原副主任、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原副主任龔清概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；5月12日，外交部原黨委委員、部長助理兼禮賓司司長張昆生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……一個多月以來，一個個“大老虎”被查處再次表明，反腐高壓態勢不減，強度不降，任何人違法亂紀都不要寄希望於僥倖逃脫或重罪輕罰。

批評教育可以代替硬處理？

不能割裂“四種形態”，需綜合把握運用、對症下藥

【案例】

今年1月29日，中央紀委公佈了2015年給予十名中管幹部黨紀重處分並作出重大職務調整的情況，這些幹部因嚴重違紀，有五人被開除黨籍，降爲科員或副處級非領導職務；有四人受到留黨察看兩年處分，降爲正處或副廳級非領導職務……2月5日，中央紀委又公佈了四川省省委原副書記、省長魏宏和湖北省委原常委、組織部長賀家鐵因嚴重違紀受到撤銷黨內職務、行政撤職處分的決定，兩人分別被降爲副廳級非領導職務和正廳級非領導職務。

 “老虎”究竟是怎麼長大的？爲什麼有的黨員幹部要麼是“好同志”，要麼就是“階下囚”？

中央紀委案件審理室副主任熊驚峯在中紀委官網接受訪談時表示，從這些年日常的執紀審理工作中，常常發現不少“老虎”是一路腐敗、一路帶病提拔過來的。在幹部監督上，相當一部分黨組織習慣於把防線只設置在反腐敗上；相當一部分紀委只重視查辦大案要案，把法律當尺子，把監督執紀退到法律的“紅線”。

通過運用監督執紀“四種形態”，嚴明黨的紀律，可以有效防止黨員幹部“帶病”往前走。這就好比醫生給病人看病，也得視病情輕重來對症治療：頭疼腦熱、感冒咳嗽就開點常用藥；高燒不退、炎症嚴重再使用抗生素；長了良性腫瘤、組織增生要做手術摘除……這就要求對“四種形態”綜合運用把握，決不能只強調某一種形態，忽略了其他形態的作用。

黨的十八大以來，隨着紀委“三轉”的改革深化，大多數紀檢幹部過去以辦大案爲英雄的理念逐漸得以轉變。吉林2015年對黨員幹部身上的問題早發現、早處置，共談話函詢591人；江蘇防止小錯拖成大錯，今年以來共談話函詢省管幹部163人；湖南加強對黨員幹部的日常監督管理，今年1至3月共開展談話函詢434人次，同比增長675％……抓早抓小、治病救人理念逐漸貫穿於各級紀檢機關監督執紀過程中。

在轉變片面抓大案的同時，也要防止片面偏向某一種形態。有的地方在監督執紀過程中，以批評教育軟處理代替紀律硬處理。比如，有地方黨委書記收到反映幹部問題線索後，直接對幹部進行談話提醒，根據談話效果及幹部態度來判斷問題線索是否屬實，事後並不對線索及幹部反饋進行覈實，這就容易造成線索遺漏。此外，有的地方在利用函詢要求幹部說明有關情況時，並不進行全面覈查，有的採取抽查方式，有的甚至只是作爲依據暫存起來。因此，既要重視運用好第一種形態，把問題消化在萌芽狀態，使嚴重違紀的幹部越來越少，也要充分發揮後面三種形態的威懾和後盾作用，對嚴重違紀的腐敗行爲堅持零容忍。

運用第一種形態最簡單？

警惕“容易論”，提高能力擔當

【案例】

今年2月23日，經過江西宜春市紀委初核之後，市紀委副書記對某縣政協副主席張朝（化名）就違規放貸、投資入股旅遊地產問題進行誡勉談話。起初，張朝一直不敢直面問題，含糊其辭，認爲交代自己存在的問題就是“自斷前程”。後來在市紀委副書記中肯的開導下，張朝慢慢意識到這樣的誡勉談話是“組織在幫助我、關心我，在咬我的耳朵，讓我出出汗，扯住我的袖子，要我及時收手”。最終，他放下心理包袱，直面問題。談話之後，市紀委就其他反映不屬實的問題在一定範圍內予以澄清正名，沒有影響張朝提拔進步。張朝感慨萬分：“若不是市紀委的同志幫助我及時收手，怕是我會依然僥倖下去，必定釀成大錯。”

運用把握好“四種形態”並非易事，尤其是第一種形態，如上述案例，如何讓被談話人放下心理包袱，直面問題，又能讓其充分認識到這是組織的關愛，考驗着談話主體的能力以及對政策法規的把握。

 “談話函詢與執紀審查中的談話不一樣，後者往往已掌握大量違紀證據，需要攻破的僅僅是心理防線，而談話函詢掌握的往往只是一般性的問題線索。因此在談話處置問題線索時，就需要根據現場情況隨機應變、更加耐心做好對方的思想工作。”一位紀檢幹部說道。

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指出：嚴管就是厚愛，治病爲了救人。實踐“四種形態”，紀委的責任不是輕了，而是更重了，執紀的力度不是小了，而是更大了，要提高思想政治水準和把握政策能力，實現懲處極少數、教育大多數的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。

從運用“四種形態”的實踐來看，確實如全會所指出，責任、力度和難度都在上升。運用監督執紀“四種形態”，意味着面向全體黨員、幹部和黨組織，涉及更多監督內容，但凡黨規黨紀規範所涉及的事項都應納入“四種形態”，紀檢監察機關工作量大幅增加。

同時，對於問題線索，什麼情況下運用第一種形態，什麼情況下運用後面三種形態，都考驗着紀檢監察幹部的責任和能力。有的地方已經進行制度性探索，如廣東清遠市正在制定《清遠市談話提醒制度實施細則》，列出39種談話提醒情形，給運用第一種形態提供明確依據。

因此，運用好“四種形態”要結合紀委“三轉”的不斷深化，在實踐中把握好政策，提高紀檢監察幹部的能力和水平。另一方面，各級黨委也要切實擔負起全面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，尤其是運用好第一種形態不只是紀委的事，更是黨委的責任，只有如此，才能夠齊心合力，將全面從嚴治黨落到實處。